國慶時代，人們紛紜出行，游覽內陸年夜好河山。山川名勝，往往因人而名。“唐宋八大師”之一的柳宗元，便以其出眾的游記創作，為無言山川留下了文字見證。在現在的湖南永州、廣西桂林等地，都坐落著以柳宗元為主題的景致區。千百年前，枯寂的柳宗元隨性漫游，排解苦悶。而他在永州一蹴而就的“永州八記”，更成為現代游記的里程碑之作。
仙駕不成看 世途非所任
相較于柳宗元刺眼的文學成績，他的宦途可謂暗淡至極。對柳宗元及唐代諸多文士而言，先宦途顯赫而后造福全國，是他們的最終幻想。司馬遷所謂“樹德”“建功”“立言”的序列，一向被后世承認。
青年柳宗元，遠景一片坦途。他21歲中進士，26歲經由過程博學宏詞科測試，先后擔負集賢殿正字、藍田尉。這兩個看似不起眼的小官，實在年夜有玄機。
“正字”屬九品，倒是文士“起身之良選”“公卿之起源”，擔負此官的年青人，一定是科舉出生、極為優良，其日常任務以校訂典籍為主，實則為接近中心，積聚政治經歷。
唐代又將縣的好壞，簡化為七等，分辨是：赤、畿、看、緊、上、中、下，藍田是接近長安的十余個最為緊要的畿縣，扼要之，政治位置僅次于首都。柳宗元擔負“藍田尉”，天然是可貴的歷練。
所以，當31歲的柳宗元回到京城，他的情形可用韓愈之言歸納綜合：“（柳宗元）名聲年夜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
但是，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柳宗元，在交友王叔文，介入“永貞改革”后，徹底成為“僇人”，亦即受過科罰的有罪之人。前后反差，令人咂舌。
實在，王叔文政治團體的權益，重要來自順宗對王叔文的極端信賴，而柳宗元、劉禹錫又是王叔文的“左膀右臂”。是以，他們都想在順宗即位伊始，便年夜展拳腳。可即位不久后，順宗身疾，宮內產生政變，憲宗在世人擁戴下即位，順宗自願讓位，史稱“永貞內禪”。
對于父皇的近臣，王叔文天然在憲宗那里不受信賴，且由於權利更迭，憲宗更要把父皇的“幫兇”一掃而光，個人空間方能安心。于是，王叔文一黨分辨被“發配”至遠州共享空間，柳宗元貶為“永州司馬”。雖無生命之虞，但政治生活簡直宣佈終結。
唐代的永州，下轄三縣，包含零陵（今湖南永州市、東安縣）、祁陽（今祁陽縣、祁東縣）、湘源（今廣西湘源縣），轄區面積年夜，但生齒稀疏，成長程度低，屬于“中州”（倒數第二等），是不折不扣的“南荒”之地。
此外，柳宗元任職的是“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他并不處置詳細政務，而只是權要系統中的“階下囚”，所謂“俟罪非真吏”。唐代官員任職，也都有官舍以供棲身，但是，柳宗元無此待遇，初來時借住寺院。
前后對照，我們便能一窺柳宗元命運的劇變。滿腔熱血、一身才幹的他，卻在短短一年間，成為永州的“邊沿人”，這種人生軌跡的相持不下，放就任何人身上，都是推翻性的衝擊。所以，只要懂得柳宗元宦途的“喜劇”，方能懂得“永州八記”真正的情感內核。
倚楹遂至旦 寂寞將何言
政治上的掉落，沒有令柳宗元屈從，他在盡力調劑本身的心思狀況。從思惟上，他仍然是“虔誠之既內激兮，抑銜忍而不長”；但外行動上，他停止了兩項實在可行的工作，一是訪問大眾，體察平易近情，二是會商文藝，創作文章。
關于第一點，我們可在《鈷鉧潭記》《鈷鉧潭西小丘記》兩篇中，看到柳宗元與本地蒼生的對話，此中不乏他后來在《捕蛇者說》中所表示出的“愛平易近惜平易近”之意。更凸起的是柳宗元永州時代的詩歌，好比《田家》三首、《首春逢耕者》等，都逼真地刻畫了本地農人悲涼的生涯。顯然，植根于蒼生生涯有感而發的多篇政治論文，皆可視為柳宗元對政治的思慮，對幻想的不棄。
關于第二點，柳宗元的成績更是令人注視。除“永州八記”如許的優良文章外，柳宗元對于文學、文章創作，集中睜開會商，以《答韋中立論師道書》為代表的“論文八書”，也是唐代文學實際不克不及疏忽的主要構成。
柳宗元說：“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失落之。”某種水平上，他把本身過往“建功”之志，轉向“立言”。柳宗元在文學史上最寶貴之處，正在于不只有完全的創作理念，還將所有的實際付諸文章。歐陽修曾說：“然則非詩之能貧民，殆窮者而后工也。”正由於政治上的有望，柳宗元把本身更多的精神轉向文學創作，他并不是一個能安然“躺平”的人。
此外，柳宗元的身材狀態，也頗值得留意。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冷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又說：“居南中九年，增腳氣病，漸不喜鬧。”永州的周遭的狀況極年夜迫害了柳宗元的安康，以此不雅之，柳宗元其后以47歲的年紀往世，或與此不有關系。
身材困擾令人心神不家教安，“出行散心”天然是減緩病痛、撫平心思的好措施。多處漫游加上文章創作的意愿，終極構成“永州八記”一系列的文章。
需求明白的是，“永州八記”雖常被作為一個全體來會商，但從時光、空間而言，應該被分為兩個部門來考核。
柳宗元第一次游覽，產生于元和四年（809）。他先是在法華寺遠眺，看見“西山之怪特”，于是登上山頂，觀賞到“其高低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的景不雅。其后，又從西山持續西行，看望未知的景致，于是發明了鈷鉧潭、小石潭。此次游覽的顛末，記載于《始得西山宴游記》《鈷鉧潭記》《鈷鉧潭西小丘記》《至小丘西小石潭記》四篇。
柳宗元第二次游覽，產生于元和七年（812），他沿瀟水“由向陽巖西北水行，至蕪江”，再次飽覽此地溪流的清幽，這即是此中《袁家渴記》《石渠記》《石澗記》三篇，最后還有記載此地山中景致的《小石城山記》。
即使“永州八記”刻畫主體分歧，甚至景物作風懸殊，但雷同點是柳宗元將本身的心境，依靠于景物之中，極為激烈。他在《鈷鉧潭記》中說：“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鄉者？非茲潭也歟？”亦行將本身所有的的落寞與困窘，經由過程一泓清潭，加以安慰。某種水平上，柳宗元確切到達了“散心”的目標。但這個經過歷程也勢必攙雜著無法——除卻天然美景，柳宗元又能依附什么，來抒發本身郁悶、孤聚會場地寂、掉落的情愫呢？
予心適無事 偶此成賓主
北宋初年的《文苑精華》，初次將“記”作為自力的散體裁裁，而宋代游記寫作也蔚為年夜不雅，這得益于以柳宗元為首的唐代文學家，更與“永州八記”密不成分。
假如考核文學史上描寫山川的作品，便會發明唐代之前，山川文章本不是自力存在的寫作主題。晚期的景致描寫，或是存在于地輿著作中，如酈道元兼具學理和文采的《水經注》；或存在于手札片斷，如吳均有名的《與朱元思書》。
在唐代，文章與感情的關系，產生了較年夜變更——外物的描寫逐步與客觀的心境相融合。在詩歌上，盛唐的王、孟、李、杜都有很好的實行；而在文章上，則是柳宗元、元結、李翱等人的開闢。扼要之，恰是從柳宗元這里，山川游記，才確立“有我之境”的情形融合寫法。
《玉山丹池：中國傳統游記文學》作者何瞻傳授以為：“柳宗元把本身的窘境與永州的天然周遭的狀況聯絡接觸起來；之所以如許做，是由於他可以借此表達孤單、懊喪、為難、恥辱、謝絕、憎恨和其他一切與羞辱和政治放逐有關的情感。”也就是說，柳宗元把永州的山川，作為本身傾吐和排解的對象，在前后四年的兩次旅途中，我們既能看到一以貫之的苦悶抒懷，也能看到隨時光而磨礪的習認為常。
“永州八記”提綱挈領者當數《始得西山宴游記》。柳宗元開篇說：“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隟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這趟旅途本沒有什么計劃，也談不上等待，身材放松和心靈舒緩，當是此次“漫游”的目標。但是，當柳宗元發明西山，并覽勝許久后，他明白感知到“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我們可以把這句話，作為“永州八記”的寫作念頭——恰是由于被景物深深地吸引、沾染甚至“冥合”，他才覺得游覽的美妙，才會想以文章記敘。
具有賞景的講座場地心境后，柳宗元對景物的描述，開端變得“靈動”起來，這也是“鈷鉧潭”兩篇游記的凸起特色。好比“（溪流）流沫成輪，然后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余”“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成數”，這些語句多用擬人、比方；而像“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如許的語句，更是典範的柳氏作風。這些描述的個性，是付與景物性命力，與其說這是一種高明的修辭，不如說是柳宗元心思狀況的外顯。
柳宗元在游覽中，最年夜的不雅念改變是：作為政治上的掉意人，他在山川之中，尋覓到人間的“生生之德”，看似喜劇的處境，卻有別人難以體驗的“快活”。這當然也是一種自我安慰，當然也是一種逍遠的境界。
柳宗元曾如許對照道：“以茲丘之勝，致之灃、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令嬡而愈不成得。今棄是州也，農民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克不及售。”漂亮的小丘，農夫不睬不理，柳宗元卻視若至寶。“在天然中發明美妙、感悟靈氣”，恰是柳宗元把感情和景物相融的要害，也是“永州八記”在游記文學中的首創之功。
是以，在后四篇的袁家渴之旅中，我們看到柳宗元更有自立認識地開闢和書寫。他盼望本身體驗到的美妙，也可以或許傳遞給別人，甚至是后人。柳宗元說：“永之人未嘗游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于世。”又說：“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后功德者求之得以易。”
《小石城山記》作為“永州八記”的收束，恰到好處。柳宗元在此文最后設問：造物主為什么把奇盡美景小石城，放在闊別華夏的荒僻之地。他給出兩則謎底，一是“以慰夫賢而辱于此者”，亦即撫慰像本身一樣的政治掉意人；二是“其氣之靈，不為巨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造物主把靈氣用在石頭而非人的身上。柳宗元的結論是：“是二者，余未信之。”也就是皆不承認。
那么，柳宗元的謎底是什么？他如何對待這趟旅行過程呢？扼要之，柳宗元以為造物主沒有左袒人或物任何一方，天然沒有偏頗于某事某物，天然就在那里，景物也在那里，要害是觀賞者的心境。用他本身的話說，即是“悠但是虛者與神謀，淵但是靜者與心謀”。
從“永州八記”中，我們澄澈地看到了柳宗元的心坎，也跟著他的心坎，認知永州的一山一水。我們既在觀賞別致的景致，更在體悟一個巨大的魂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