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筆名 謝冰瑩 林語堂
內在的事務撮要：筆者新發明林語堂稱謝冰瑩佚簡兩封，現有的各類林語堂全集、文集甚至選集均未見收錄，林語堂年表或年譜也未見說起。林語堂在此中一封信中似有否定本身已經用過“宰予”“豈青”等筆名之意。經筆者查證，“宰予”確為林語堂筆名無疑，而“豈青”則并非林語堂的筆名。
要害詞：林語堂、謝冰瑩、宰予、豈青
謝冰瑩曾在林語堂去世一年后為弔唁林語堂寫了一篇散文《憶林語堂師長教師》，文中抄寫了林語堂寫給她的兩封信。這兩封信在現有的各類林語堂全集、文集甚至選集中均未見收錄，林語堂年表或年譜也未見說起。雖偶有林語堂評傳及相干硏究論集提到謝冰瑩這篇弔唁文章，但也未留意到這兩封信及其所隱含的主要信息，特殊是此中一封信牽涉到林語堂的筆名題目。
林語堂作為名滿全國的古代有名作家他的筆名如毛驢、宰予、宰我、豈青等也頗為眾人所知。在浩繁與之相干的列傳年譜、研討論著、散文全集、文學史教程、名人辭典甚至筆名索引等冊本中，均不乏逐一列出這些筆名的簡介。如《林語堂年譜》《林語堂學術年譜》《傳統與古代的變奏〈論語〉半月刊及其眼中的平易近國》《二十世紀中國散文精選》《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平易近國文學史研討》《平易近國文明名人百人傳》《中國社會迷信家辭典》《中國近古代人物名號年夜辭典》《平易近國人物別號索引》《中國古代作家筆名索引》等。但在謝冰瑩抄寫的林語堂給她的回信中，林語堂似有否定本身曾用過這些筆名。是上述這些“簡介”都在耳食之言，仍是林語堂老年記憶有誤？上面筆者先照錄這兩封信的內在的事務，再加以釋讀和考據。
一、林語堂稱謝冰瑩的兩封信
（一）1939年9月5日稱謝冰瑩函
冰瑩：
你自稱小兵，實我對你們小兵只要忸捏。新著小說木蘭名 Moment in Peking《瞬息京華》，即系留念火線戰士。此書系以年夜戰結束，裸露日人殘行（販毒私運奸淫殺害），小說進人之深，較論文遠甚。弟在國外，惟有文字努力罷了，余缺乏道，打敗仗仍是靠諸位小兵。已囑諸女寄上《吾家》一書，奉呈擺佈（妝次！）。照片越多越好，以便選用。資料以探兒；第四次逃奔；在japan(日本)進獄為主要資料，隨時寄來得及。貴集團運動情況拍照亦可寄來，盼望明春在昆明會晤。祝你健康！
弟語堂玄月五日
時賜來信為何
謝冰瑩文中給這封信做了兩個注釋，一是“貴集團運動情況拍照”注釋為“指我所帶領的‘湖南婦女戰地辦事團’在後方任務情況”；二是最后闡明“林如此密斯及語堂師長教師原函墨跡，我在本刊第十八卷第六期所寫《弔唁如此》一文中已制版註銷，讀者可以參閱”。原信上沒有寫來歲份，謝冰瑩推算“年夜約是一九個人空間三九年（平易近國二十八年）”。謝冰瑩的推算應是正確的，由於林語堂的長篇小說 Moment in Peking恰是1939年在美出書，且就在給謝冰瑩寫這封信的前一天，林語堂致信郁達夫，起因陶亢德手札得知郁達夫應允了將 Moment in Peking譯成中文的懇求，林語堂在信中具體講解了 Moment in Peking的重要內在的事務及人物關系，并提出郁達夫將書名譯為《瞬息京華》。
在抄寫林語堂這封信前，謝冰瑩還抄寫了林語堂的女令郎林如此的一封信，林語堂這封信是附在林如此的信后面、同日所寫一并寄出的。林如此信中重要談及她和妹妹無雙合譯謝冰瑩的《女兵自傳》并行將在美國出書的工作。林語堂在信中提到的“照片越多越好”以及彌補“資料”，天然都與《女兵自傳》英譯本的內在的事務有關。林如此與林無雙合譯的英譯本《女兵自傳》由林語堂作序于1940年在美第一版。
（二）1967年8月25日稱謝冰瑩函
冰瑩：
示悉。賜贈拍照當不錯，可留為留念。前函談及弟所用筆名毛驢等，連我本身也不記得。宰予、宰我、豈青恐未必是我用的，不知何所依據？又弟不年夜用筆名。
慈航文章未知何時可以交卷。
文明回復委員中有您的名甚喜。
語堂五六、八、廿五
我們曾經遷進新房，有中國天井，閑時請來觀賞，正在永福站后邊，門牌33（三十三）號尚未釘上，德律風照舊。
謝冰瑩文中也給這封信做了兩個注釋。一是筆名題目，謝冰瑩標注道：“在中國作家筆名錄上，看到林語堂，原名林玉堂，筆名有毛驢、宰予、宰我、豈青、薩天師等，所以我問他。”二是關于“慈航”，謝冰瑩說明為：“《慈航季刊》是自立法師主編，清和姑在馬尼拉刊行，現已復刊。有次我拿這本刊物往請林師長教師賜稿，他翻了翻，略微看了十幾分鐘，竟然一口承諾寫篇文章，后因事忙，沒有寫，我也不敢再催了。”
眾所周知，林語堂與謝冰瑩有半個世紀的深交。1927年春，為逃婚而決然參軍并接收了三個月軍事練習的謝冰瑩在武漢與孫伏園、林語堂等文明名人瞭解。那時孫伏園為《中心日報》副刊主編，林語堂任公民當局交際部英文秘書，兼《中心日報》英文副刊主編。隨后謝冰瑩的《參軍日誌》連載于《中心日報》副刊，林語堂將其譯為英文頒發于《中心日報》英文副刊。1929年3月，在林語堂和孫伏園的激勵下，謝冰瑩在上海春潮書局出書了由林語堂作序、豐子愷作封面畫的《參軍日誌》，從此申明鵲起。
若單憑林語堂與謝冰瑩數十年的友誼而論，林語堂在這封信中對筆名一事的答復，是“可托”的。較之于筆名數不堪數的魯迅、郭沫若同等時期文人，林語堂確切如他信中所言“不年夜用筆名”。他不只以為古代良多文人的筆名已“沒有什么寄意”，“只是隨意假造兩個字，以避費事”，並且很是惡感于時人濫用筆名頒發一些“爛污作品”而不擔任任。他是以提出用真名著作的呼吁：“在充滿卑劣性，缺少西洋‘費兒潑賴’（ Fair Play），又缺少中國士義道風的古代中國人，講涵養及心坎的制裁真太不不難了，仍是以用真名為做擔任的文章會議室出租最好的保證。”林語堂在頒發文章時也多用真名，偶用“語堂”，也是真名的略寫。
林語堂曾快要古代文人好取筆名的習慣比作傳統大雅名流喜取字取號的風氣。他剖析士人取字取號的心思緣由是：“對本有之名的不滿，認為缺乏代表其特性，或因生平經過的事況有所感歎，或因思惟改變，重視某一字，為表現喜好，認為能深抉其性癖愛好，遂更名以寓意。”他還戲謔地寫道：“一人奶名似乎是怙恃擇配的正室，而士人筆名才是不受拘束愛情之意中人。”又舉例說：“遠如‘六一居士’、‘東坡居士’，稍近一點，如袁伯修以‘白蘇’名齋，沈復以‘三白’為號，葉天寥之自號‘流衲木拂’，吳敬梓之自號‘文木白叟’，至如袁子才之取‘隨’字，梁啟超之取“任”字，周作人之取知字，都在一字中寄寓他生平的人生哲學。”再聯想到林語堂本名林玉堂，他將“玉”改為“語”，也恰是在這一字中寄寓著他“生平的人生哲學”吧。
林語堂在信中還說：“宰予、宰我、豈青恐未必是我用的。”斟酌到林語堂寫此回信時已年過七十，他的記憶生怕也不免有誤。他本身也說“所用筆名毛驢等，連我本身也不記得”。他不只是忘了筆名毛驢，還忘了他在主編《論語》時曾偶用的筆名宰予。在《論語》第3的“群言堂”欄目中刊有一封李寶泉的來函，李寶泉因《論語》創刊號上簽名宰予的《彌羅妙文》專門戲謔譏諷他頒發在《時勢新報》副刊上的《致愛神彌羅》一文，年夜為光火，于是寫信質問林語堂。林語堂將其來函照登出來，并附以復信坦承“批駁《彌羅》水龍頭文字，由我作，由我擔任”。1936年林語堂在上海時期書局出書散文集《我的話》高低兩冊，也將《論語》上簽名宰予的《若何救國請願》與《擬某名人為李頓陳述頒發說話》兩篇文章一并支出下冊《披荊集》。可見宰予確為林語堂筆名無疑。而宰予之名取自因舌粲蓮花而被孔子列為言語科之首的門生，還是與林語堂生平深愛的“語”字的寄意切切相干的。
但若說林語堂信所言“宰予、宰我、豈青恐未必是我用的”，完整是年高多忘事，也并不盡然。經筆者查證，“豈青”簡直不是林語堂的筆名。
二、“豈青”并非林語堂筆名
在各類林語堂文集中，筆者并未見有文章簽名豈青。在1934年4月16日出書的《論語》半月刊第39期上，有一篇簽名豈青的《宣城植樹記》。除此之外，在1930年月上海其他較有影響的報刊上，僅有一篇簽名豈青的《安慶印象記》，頒發于19聚會場地34年3月24日出書的《重生周刊》第1卷第7期。這兩篇文章不言而喻的一個配合點，即記敘地址都在安徽。那么，林語堂在1934年或在此之前能否到過安徽呢？
林語堂最後與安徽產生聯繫關係，與郁達夫有關。郁達夫曾三次前去安慶高校任教，其小說中時常呈現的“A城”即指安慶1929年9月，郁達夫第三次赴安慶是到安徽年夜學任教，但不久即因被列為赤化分子而倉促逃回上海。后經交涉，安徽年夜學批准賠還償付喪失，即付出半年薪水，并請郁達夫力邀林語堂前去安年夜任教。1930年2月19日，郁達夫日誌中有記錄云：“薄暮接安慶來電，謂上期薪金照給，并囑我約林語堂氏往暫代。往訪林氏，氏亦有往意。”但緊接著在21日的日誌中則云：“約林語堂往代表的工作，年夜約是不勝利了。”林語堂終極并未往安徽年夜學到差。
不外，林語堂在1934年春簡直是到過安徽的。1934年3月29日，西北五省路況周覽會組織那時在浙江的郁達夫、林語堂、潘光旦、葉秋原、全增嘏、吳基、徐成章、金甫八位文明名人沿新建的徽杭公路從杭州到徽州往不雅光。恰是在此次游歷之后，郁達夫寫了游記《屯溪夜泊記》《出昱嶺關記》《游白岳齊云之記》等，并作詩數首。林語堂也寫了《安徽之行》，提到此次游歷中三處印象最為深入的風景，“第一天然是公路邊離唐家洞不遠的花崗石自然泅水池”，第二是“天目山的松林竹葉”，第三是屯溪，安徽南部的“貿易中間”。在統一時代所寫的散文《家園之春》里，林語堂也幾回提到此次徽州之行，文章開首即寫道：“我由安徽觀光回來以后，我的花圃浮現著一片春景。”又言交流：“我到安徽觀光，看到玉靈不雅四周的花崗石泅水池以后，我的春病曾經告愈。”
或許恰是由於1934年春林語堂曾到安徽一游，這時光與地址上的偶合都讓人誤認為簽名豈青的《安慶印象記》與《宣城植樹記》均為林語堂所作，而豈青也就是林語堂的筆名了。金肽頻主編的《安慶新文明百年1915—2015漫筆卷》，行將《安慶印象記》作為林語的漫筆支出，并在題注中說：“1929年，郁達夫因害怕政治危害從安徽年夜學不辭而別，安年夜欲邀林語堂替之，但林語堂脫不開身。五年后，也即1934他特地離開安慶一趟，于是就有了這篇《安慶印象記》。”
但是，在郁達夫、林語堂等人的游記中都不曾提到他們此行到過安慶和宣城。郁達夫游記中對徽州之行的道路有具體記錄：“往臨安，往于潛，宿工具兩天目，出昱嶺關，止宿安徽休寧縣屬屯溪船上，為屯浦橋下浮家之客；行盡六七百里旅程，閱盡浙西皖東山川，偶一回想，似已離家得好久了，但屈指計程，至四月三日往白岳為止，也只促五六日耳。”過程中并沒有提到安慶和宣城，而從浙西到皖東的“六七百里旅程”，也顯然不成能包含位于皖東北部的安慶。並且林語堂并未介入全部旅程游玩，也許是由於在此次觀光中不幸患了重傷風，也許是牽掛行將在上海創刊的《人世世》半月刊，林語堂于出游后的第六天（4月3日）即促而返。郁達夫在游記中寫得很明白：“同來者八人，全增嘏、林語堂、潘光旦、葉秋原的四位，早已游倦，急想歸去，就于四月三日的凌晨，在休寧縣北門外分別；他們坐了我們一同自屯溪至休寧之原車回杭州，我們則上轎，往城西三十里外的白岳齊云游。”
同時，細心瀏覽《安慶印象記》和《宣城植樹記》，也會有良多疑問。第一，《安慶印象記》文末標注的寫作時光和地址是“三月二日安徽宣城”，《宣城植樹記》的開首也明白交接事務產生的時光是“平易近國二十有三年三月十六日”。但并無相干記錄顯示，林語堂在1934年3月底與郁達夫同等游徽州之前，就曾特地到過安慶或宣城。第二，這兩篇文章都是以記者的口氣記敘而成，與林語堂的散文作風頗為分歧。第三，從兩篇文章的內在的事務來看，并不像一個初到徽州的游客的走馬看花，而更像是一個已深諳徽州當地當局公事之近況的長住居平易近的透視與思慮在此無妨摘錄《安慶印象記》中的兩段：
此刻呢？總算“年關”已過，生意既是蕭條，就理應當有很多店展關門年夜吉呀，但是，現實上卻很少，這是為了什么呢？據記者鄙意：認為保持安慶的命根子除長江外，還有一個省當局，因了是省當局的地點地，公事職員的人數就很可不雅，再加上黌舍里的教人員、年夜先生，這些薪水階層的花費者保持了安慶的貿易，固然欠薪二三月，可是他們的購置力還比老蒼生超出跨越有數倍。假如省當局遷居，那安慶的衰落情況必定要很明顯地排在面前。
說起此地的公事職員，似乎也有一點和別地分歧；記得往年六月省當局改組，新主席在第一次的訓話，就命令公事職員必需改著短服，并且還制止宴會。關于制止公事職員宴會的後果若何，由於無確切的查詢拜訪，記者不敢說。（據云，有的真不“宴”客了，不外是請來“便飯”）可是改裝短服一事，卻很是的顯明排在現實上。
這里所寫的諸如省當局公事職員的人數與購置力、往年省當局改組以及新主席的第一次訓話之類，顯然不是一個長久勾留的游客所能清楚的。而《宣城植樹記》記錄的則是宣城當局扶植科在“地盤公公千秋壽誕之期”約請各界人士舉辦盛大的植樹慶典的工作。上面
摘錄文章開首一段：
平易近國二十有三年三月十六日，即“農曆”仲春初二，地盤公公千秋壽誕之期；宣城各界應扶植科之邀，于是日上午十時行植樹儀式于Y山之麓。（所謂各界者，非“士農工商”或“工商學兵也”，乃系依本城之分算法指“軍政警紳商學”之謂也。特此慎重注明，工農不在內。）記者恭逢嘉會，于九時許緩步徐行而出北門焉。風和日麗，風景殊佳；柳綠桃紅，目不暇接。（固然花尚未開，然為行文起見不得否則。）既抵雙塔寺下，乃由主人接待進寺。見四年夜金剛瞋目視我，不冷而栗，又睹金鋼腳下各踏小鬼一二，乃不由喟然嘆曰：“佛界尚無同等，而況人乎？”至客廳，略進茶點，雜以閑談。無何，時光已到，“請列位到何處施禮往！”記者摸表一不雅“中國鐘”十時，恰等“瑞士制”的表十一時十二分。
《宣城植樹記》文辭戲謔，頗有林語堂的風趣之風。但這篇文章既然頒發于《論語》，天然是因其合適刊物所提倡的風趣作風，并紛歧定就是林語堂自己所為。而作為一個游客的林語堂，即使是在郁達夫冒雨散步屯溪時，閑臥于船艙看書打打盹，也千萬不會無聊到要往餐與加入宣城當局的植樹儀式吧？更況且他還不曾到過宣城。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簽名豈青的《安慶印象記》與《宣城植樹記》均非林語堂所作，豈青也并不是林語堂的筆名。
參考文獻：
1、謝冰瑩：《憶林語堂師長教師》，臺灣《列傳文學》1978年第32卷第1期。
2、如1969年臺北唸書出書社出書的《林語堂全集》十卷；1978年臺北開通書店出書的《林語堂文集》四卷；1986年臺北金蘭文明出書社出書的《林語堂經典名著》三十五卷；1994年西南師年夜出書社出書的《林語堂名著選集》三十卷；1995年作家出書社出書的《林語堂文集》十卷；2002年至2007年陜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出書的《林語堂文集》二十二卷以及《林語堂散文精品文庫》五卷。
3、如杜運通著《伊甸園之歌—林語堂景象透視》（河南年夜學出書社1997年版）中附錄的《林語堂年譜》、子通主編《林語堂評說70年》（中國華裔出書社2003年版）中附錄的《林語堂年共享會議室表》、鄭錦懷著《林語堂學術年譜》（廈門年夜學出書社2018年版）。
4、如萬平近著《林語堂論》（陜西國民出書社1987年版）、施建偉編《林語堂研討論集》（同濟年夜學出書社1997年版）、劉炎生著《林語堂評傳》（百花洲文藝出書社1997年版）、王兆勝著《閑話林語堂》（中國國際播送出書社2002年版）。
5、杜運通：《林語堂年譜》，《伊甸園之歌林語堂景象透視》，河南年夜學出書社1997年版，第323頁。
6、鄭錦懷：《林語堂學術年譜》，廈門年夜學出書社2018年版，第3頁。
7、李英姿：《傳統與古代的變奏論語半月刊及其眼中的平易近國》，齊魯書社2012年版，第44頁。
8、呂秋艷編《二十世紀中國散文精選》，吉林出書團體無限義務公司2010年版，第119頁。
9、喬福生、謝洪杰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杭州年夜學出書社1992年版，第252頁。
10、湯溢澤、廖廣莉主編《平易近國文學史研討》吉林年夜學出書社2011年版，第144頁。
11、在世誠主編《平易近國文明名人百人傳》，南京出書社2013年版，第88頁。
12、《中國社會迷信家辭典》（古代卷），《中國社會迷信家辭典》（古代卷）編委會編，甘肅國民出書社1986年版，第507頁。
13、陳玉堂：《中國近古代人物名號年夜辭典》（全編增訂本），浙江古籍出書社2005年版，第757頁。
14、蔡鴻源主編《平易近國人物別號索引》，吉林國民出書社2001年版，第90頁。
15、苗士心編《中國古代作家筆名索引》，山東年夜學出書社1986年版，第268頁。
16、據錢鎖橋著《林語堂傳》，該書出書信息為： Moment in Peking， Nove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fe，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39.
17、這封信原題《關于我的長篇小說》，頒發于《宇宙風•乙刊》1939年第15期，信末題名為9月4日。
18、19、林語堂：《有不為齋漫筆：筆名的濫用》，《人世世》1934年第16期，頒發時簽名語堂。
20、李寶泉是1930年月上海較活潑的文藝批駁家，他原習繪畫，曾留學法國，1920年月末從巴黎回到上海，積極介入古代主義藝術摸索與實行。其1933年出書的《致彌羅》
是姚明達主編、上海男子書店出書的“彌羅叢書”之一。
21、這兩篇文章都載于《論語》半月刊1932年第3期。
22、關于林語堂筆名“宰予”的具體考據，可拜見拙作《新發明林語堂筆名與佚文二十九篇考論——兼談林語堂的漢譯運動》，《中國古代文學研討叢刊》2019年第4期。
23、吳秀明主編《郁達夫選集第5卷日誌》浙江年夜學出書社2007年版，第280頁。
24林語堂：《安徽之行》，《諷頌集，蔣旗譯，國華編譯社1941年版，第118~119頁。原作為英文，支出 With Love＆ Irony1940年于紐約出書。
25、林語堂：《家園之春》，《諷頌集》，蔣旗譯，國華編譯社1941年版，第120~121頁。金26肽頻編《安慶新文明百年19152015》（漫筆卷），安徽文藝出書社2016年版，第157頁。
27、郁達夫：《游白岳齊云之記》，吳秀明主編《郁達夫選集第4卷游記自傳》，浙江年夜學出書社2007年版，第10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