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新資料的連續發明與研討方式的不竭立異，即便是在版本、舊注等傳統《文選》學的研討範疇，今世《文選》學研討仍獲得了超邁先哲的成就，涌現出一批以《文選》研討名家的學者。對今世《文選》學者的研討方式和范式停止個案總結，也理應成為當下《文選》學研討的主要義務。筆者從羅國威師長教師問交流學已歷年，親睹羅師在選學研討的途徑上持之不懈，老而彌篤，愈走愈寬，深而彌廣。
深井：《文選》作家研討
羅國威師長教師于1980年考進四川瑜伽場地師范學院（今四川師范年夜學）中國現代文學研討所攻讀碩士學位，師從有名學者湯炳正師長教師和王仲鏞師長教師。研討生第二學年，進進學位論文撰寫階段。湯炳正傳授告知他：“太炎師長教師曾說：‘文要學六朝，六朝是體裁年夜備的時期。’”于是，羅師長教師選擇了劉孝標作為研討對象。這一選擇，既是對持久以來學界鄙棄六朝文學的反撥，也在冥冥中決議了他將來的治學標的目的。
湯炳正師長教師是章太炎的關門門生，章黃學派的正宗傳人，而蜀學重視考證的樸厚學風，也潛移默化地涵育著新一代學人的舊學基本和共享空間治學蘄向。羅國威師長教師天然而然地選擇了收拾先行的方法，他對劉孝標的研討，就是從輯佚、校勘、注釋等傳統方法進手的。這一治學方式的選擇，與其說來自師輩《屈原賦注》《唐詩紀事校箋》等著作的啟發，毋寧說是遭到清代漢學和近代蜀學的交相沾溉。
羅國威師長教師一頭扎進藏書樓，“嗢飫膏液，品味精華”（劉孝標《答劉之遴借〈類苑〉書》），從史傳、總集、類書、古書舊注等文獻中鉤稽而出劉孝標文12篇、詩4首，在辨偽存真的基本上加以校勘和箋注，撰成了十余萬言的《劉孝標集校注》，共引古籍140余種。結業后，他仍連續鉆研這一課題，不竭加以晉陞和完美，此書在1988年由上海古籍出書社出書。
《劉孝標集校注》第一版的20世紀80年月末，魏晉南北朝作家文集的收拾出書尚處于起步階段，僅見趙幼文《曹植集校注》、戴明揚《嵇康集校注》、逯欽立《陶淵明集》等寥寥幾種，並且集中于魏晉時期的名家，南北朝作家文集的收拾，仍是一片荒漠，未經開墾。《劉孝標集校注》的出書，就南朝文集收拾的荒原來說，無疑是第一聲春雷。該書此后屢次重版，即是對其學術價值的最好證實。
對《劉孝標集》的校注收拾，羅教員綜合應用了聚本、輯佚、辨偽、校勘、箋注等方法，可稱為深度收拾。《劉孝標集校注》的收拾出書，可謂是羅教員在學術領地鑿通的第一口“深井”。他后來又從事《任昉集》的收拾，進而補輯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出書了《日躲弘仁本文館詞林校證》等收拾著作，鑄就了羅教員六朝文學研討的“蓄水池”；再后來，他的學術之路汲深流遠，派流出《文選》文本、舊注研討的一道道“清渠”。
蓄水池：六朝文獻研討
1985年，羅國威師長教師調進四川年夜學古籍所。此時《劉孝標集校注》已基礎殺青，但是他從事《文選》研討的初心不改，于是選擇研討另一位齊梁主要作家——任昉。因介入所有人全體項目《全宋文》的編輯任務，《任昉集》校注遇阻，但是他研討六個人空間朝文學與《文選》學的工作并未停歇，而是以更為堅韌的方法保持了上去。
宋前文章的年夜型總集，雖已有清人所編的《全唐文》和《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聳立在前，此中尤以后者號稱詳博完整，但是由于茲事體年夜，縱是博學如嚴鐵橋，也不免有所疏漏，更由于近代以來新出文獻絡繹，先唐文章總集的補遺任務勢在必行。這一雄偉的構思，就是由羅國威師長教師最早提出論證并加以實行的。
1991年，羅教員申報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補編》由那時的全國哲學社會迷信計劃辦公室批準立項。此后的五年間，他通宵達旦，一邊不遺餘力完成《全宋文》編輯的義務分舞蹈場地工，一邊依照最後假想完成了《補編》，順遂結項并交付中華書局。
此前《劉孝標集》的校錄已需多方爬梳，至于《全宋文》的編輯更是以輯佚為重要途徑，如許日復一日地鉤沉抉隱，養就了羅國威師長教師對域外漢籍和稀見文獻的特殊敏感，此中尤以敦煌文獻和日躲文獻為重點對象。
出于對敦煌文獻和日躲漢籍的器重，在《補編》編輯經過歷程中，羅國威師長教師順帶完成多種副產物。此中，《冤魂志校注》的收拾出書，便原由于在敦煌文獻中發明的《還冤記》寫本殘卷；《日躲弘仁本文館詞林校證》的影印回回，則有鑒于這部域外漢籍無可替換的文獻價值。
更為主要的是，《補編》還連帶催生了他對敦煌本《昭明文選》的研討。在查閱敦煌文獻的經過歷程中，羅教員發明良多《文選》寫卷，于是盡能夠應用那時的資本前提，將其逐一編錄復印，校勘收拾而成《敦煌本〈昭明文選〉研討》。此書比饒宗頤主編《敦煌吐魯番本文選》的出書還早一年，被學界視為敦煌學一百年來集部類《文選》學研討的第一部專著。
當今對敦煌吐魯番本《文選》的輯校收拾，較之二十多年前，文獻資本加倍全備，查閱也更為便捷，是以有后出轉精之勢，但篳路藍縷之功不成沒，應當予以充足確定。
清渠：《文選》舊注研討
繼《敦煌本〈昭明文選〉研討》之后，羅國威師長教師對《文選》稀見版本的查詢拜訪和研討，加倍淵懿純潔，也加倍一發而不成收。固然對白文本《文選》和《文選》註釋也時加追蹤關心，但是更多指向包含李善注、五臣注等在內的《文選》舊注，這成為羅教員選學研討的又一特點。
羅國威師長教師是《文選》舊注周全收拾和研討的提出者，也是較早的實行者，他的任務具有開荒的意義。
有感于李善注曾經后人竄亂，于是高聲疾呼“復原《文選》及李注之原來面孔，是以後選學研討的重要課題”（《李善生平業績考辨》），“復原李善注原貌當成為而今《文選》學研討確當務之急”（《japan(日本)新出古鈔〈文全集注·南都賦〉殘卷考》）。他的收拾任務不限于李善注，而是將稽察清算的對象擴展到了各類舊注。羅教員在研討japan(日本)京都年夜學所影印的古鈔本《文全集注》卷八左思《三都賦序》時，有感于此中靈光一現的綦毋邃注在后世已孱進劉逵注，呼吁“對《文選》舊注停止一次當真的、徹底的清算，使舊注各呈其態，各回其主，以復原《文選》及《文選》注的原來臉孔”（《左思〈三都賦〉綦毋邃注發覆》）。他對《文選》舊注的考核，其文獻起源廣泛國內外多地所躲，觸及《文選》諸體裁，雖尚未做到“徹底的清算”，但是積微致著，功莫年夜焉。
羅教員對《文選》舊注的研討，在充足溯源和綴合的基本上，重視經由過程版本比勘的方法，充足發掘舊注的文獻價值，具無方法論的意義。
在研討古手本《文選》殘卷時，羅教員極為重視采用綴合的方法，此中對天津藝術博物館所躲《文全集注》和《文選注》兩份殘卷的考核，最具有示范性。前者是《文全集注》卷四八上（上野精一氏躲）與卷四八下（佐佐木信綱氏躲）之間的部門，三個殘卷筆跡形制完整雷同，內在的事務文字完整連接，可以“無縫”拼合連接；而后者則與japan(日本)細川氏永青文庫所躲敦煌本《文選注》很是類似，顛末細心對比：“令人驚喜地發明，兩者在形制、字體作風等方面完整分歧，將二者拼合連接后，內在的事務文字完整吻合，且無出缺文，那時統一寫卷內在的事務相連的兩個斷片，這兩個斷片，一截在東洋，一截在中華外鄉，真是千古奇事，亦是千古幸事。”（《敦煌本〈文選注〉箋證·媒介》）
羅教員研討《文選》舊注，最主要的“利器”就是比勘。他將新發明的舊注文獻與現存各類《文選注》停止比勘，包含李善注、五臣注、六家注、六臣注以及集注諸家等，觸及的版本則涵蓋天圣本、尤刻本、明州本、叢刊本、奎章閣本（即秀州本）等珍本文獻。他經由過程比勘發掘新出文獻的價值，如左思《三都賦》綦毋邃注的價值包含“清楚到近代征引的訓詁體系體例已在逐步構成、確立”“為我們清算《文選》舊注供給了靠得住的線索”“使李善的訓釋體式形狀加倍了了”“可與李善注互補”（《左思〈三都賦〉綦毋邃注發覆》）。這些文獻價值的提醒，假如不是以扎實的比勘任務為基本，是不成能總結出來的。
此外，羅教員對《文選》舊注的研討，浮現出光鮮的挽救認識，彰顯了我國國際敦煌學與《文選》學研討的成就，有助于晉陞文明自負。japan(日本)“六朝學術會”編纂、于2005年3月出書的《六朝學術會陳述》第六期刊載了兩幀新出古手本《文全集注·南都賦》殘卷照片，羅教員一經發明，就當即加以考據，撰寫論文，并于2006年年頭頒發，可見他搶占學術窪地的認識是多么激烈。
持久以來，敦煌學面對來自異域的挑釁，甚至呈現“敦煌學在本國”“敦煌學在japan(日本)”的說法，固然只是誤傳，但也折射出國人對該研討範疇的信念缺乏。《文選》學與敦煌學有相似之處，異樣也能夠發生技不如外之感。羅國威師長教師對敦煌本《文選》舊注的體系研討，對于在敦煌學、《文選》學這些領地加強文明自負，無疑都具有主要的價值和意義。
死水：酷愛、交游與保持
“問渠那得清這樣，為有泉源死水來。”羅國威師長教師《文選》研討活躍潑的水源又來自何處呢？
鄙見所及，死水之源起首來自酷愛。羅教員曾請人題寫名家舊聯，懸于書齋西壁，其上聯曰“四壁圖墨客葬我”。每當羅師手持一卷書，坐在躺椅上吟哦，側過身來娓娓說明，登門訪問的我們，馬上便覺如沐東風，恍若羅師與他的躲書已渾融一體。在《思藻齋師友論學書札·媒介》中，羅教員如許寫道：“蕭統《文選序》有云：‘事出于尋思，義回乎翰藻。’余之插架，盡昭明太子書也，故名余齋曰‘思藻’。”羅教員對《文選》的酷愛，對學術工作的酷愛，以他和他的躲書為光源，不竭向四周，向他的友人和先生輻射。不只是登壇講課，即便在言談舉止間，羅教員的學術熱忱，也在沾染著更多的《文選》學同志，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學子。
死水之源又來自交游。羅國威教員是中國《文選》學研討會第一批會員，后又被推薦為學會理事。在每一屆學會研究會上，羅教員愛護可貴的機遇，與各界選學同人研究商討，樂在此中。經由過程國際學術研究會，羅國威教員結識了更多海內學者，尤以japan(日本)學者居多。他與japan(日本)友人的來去書札，年夜都是商議長短，征討文獻，且無不與《文選》相干。普遍而盡情的學術交游，翻開了文獻的視野，衝破了學界的壁壘，促發了羅教員更暢達的選學之旅。《敦煌本〈文選注〉箋證》一書的出書，便來自japan(日本)學者興膳宏師長教師的提出。
死水之源還來自保持，來自固執的治學精力。當今良多學者投身于學術，往往是為逢迎實際考評的需求，評價機制的鼓勵或許會激發一時的學術熱忱，但這熱忱也不難跟著好處的消散而淡化。羅教員對《文選》的研討，并未跟著退休而稍歇，而是連續“以著作自娛”的方法開枝散葉。2017年，羅教員將積年來頒發的有關《文選》的考據文章裒為一集，名曰《昭明文選叢考》，這曾經是羅教員研討《文選》學的第三部著作了。
2019年，羅國威教員在《敦煌本〈文選注〉箋證》的基本上，修訂補充出書了《敦煌本〈文選〉舊注疏證》。同年，已屆75歲高齡的他又自力申獲國度社科基金后期贊助項目《敦煌本〈文選音〉考釋》。該書在《敦煌本〈昭明文選〉研討》的基本上，又增添考釋了新發明的兩個殘片，在充足占有文獻的基本上，從敦煌學、文選學、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版本學、校讎學等多方位多角度，對敦煌本《文選音》停止了周全而又體系深刻的研討。跨學科的視野和對文獻學的器重，是羅教員選學研討最主要的兩個正面。
著作不求等身，而眾稿已盈尺；治學何須桂冠，而精力已永傳。我們信任，羅國威師長教師的選學研討，必將以更恢宏的面孔彰顯于世。
（作者：王京州，系暨南年夜學中國文明史籍研討所傳授、文學院副院長）